癖嗜文化: 論晚明文人詭態的美學形象

癖，非病之病，變味的品味，存在的補遺，社會生存無用的習性，卻成為有癖之人不可或缺的生存條件。癖也許是文人階級的文化贅物，然而癖文化卻是文人形象建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明代以後中國文人對癖嗜的態度有明顯的轉變，此一轉變可以解釋為個人主義自我表述的社會實踐。本文視文人為一種藝術品，將這個文化商品放置在其文化生產的社會場域，檢視上述之假說。明清(1500-1800)之際，大量堵塞於仕途的文人形成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，並大量投入文化商品市場。他們與士大夫和商人之間，在文化品味上相互競爭又模仿欽羨，共同成就了明清文化景致的新氣象。
文化商品市場下的文人以其文化素養所培植的文化資本，一方面試圖對具有特權的官員展示其業餘理想的閒賞美學，另一方面，又拒斥並否定來自商賈的任何文化善意學習。品味的競爭投注於癖嗜之上，明清文人透過養癖，相互標榜並確認其身分特權。一方面，以癖的非生產性無用，與俗人大眾區判(distinction)-「余觀世上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之人，皆無癖之人耳。」（〔明〕袁宏道）另一方面，文人之癖又以象徵性文化資本的炫耀展示，與商賈富家之附庸風雅區隔，分辨雅俗、真假之癖。最後，還必須以變味作為品味區判，以「怪」的詭態為美學，偏離了主流文化（辟，偏也，避也，闢也），但不意謂脫離了主流文化，而是反叛仕宦階級主流文化的品味，另創一種主導性的品味。
本文試圖勾勒癖文化的歷史，探討明清文人如何透過癖好的關注，展演其自身形象的問題意識，以及歷來文人如何透過養癖來將自己塑造成一件藝術作品。什麼面貌的藝術品？又展現了什麼樣的政治與美學行動？最後，在清初民初整個舊社會文明崩解的時候，這種癖的文化經歷了什麼樣的變化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