定位與多重越界: 回首重看STS與科哲

David Bloor近來接受訪談，認為「科學哲學」是人文社會領域中抗拒STS最頑固的一個學科。Joseph Rouse最近也發表論文，認為科學哲學與STS過去的關係雖然不好，但未來卻大有可為，值得開闢交易特區（trading zone）來交流。陳瑞麟則認為，過去許多人都誤解了二者的關係，STS本身的理論發展與分化過程，其實哲學是不可或缺的。另外我們知道，十多年前的「科學戰爭」使得STS忙著處理她與科學，乃至科哲的危機關係。雖然在東亞或台灣，科學戰爭的爭議並沒有如此嚴重，但隨著STS的成長，她與科哲的關係，對一個源自科學哲學的STS人－筆者而言，仍感到有許多問題需要研究與發言。本文的書寫策略，除了重新思考STS、科哲二者的定位，還有她們與當代科技的關係之外，筆者使用兩個重要的「越界」例子來思考STS與科哲的關係。一個是技術哲學家Langdon Winner如何批評並且使用STS，另一個則是SSK的領航者David Bloor如何策略性的使用（科學）哲學。本文所欲呈現STS與科哲的關係，不像一般所說的，如雙方合作或共構、交流或溝通、共創理想未來等「跨領域外交」上的常見概念，而要指出另外一種比較單方面的，但也許更具穿透與反省效果的「越界」策略。這可以是單方面地來批評、挪用與徵召STS的策略（如Winner），或者反之（如Bloor），是對科哲進行單方面的分類轉換（如重新界定誰是哲學界中的社會學家）與論點轉換（如哪些科哲其實蘊涵豐富的社會學靈光），從而達成Winner的技術哲學或Bloor的SSK在研究發展上的成果，以及滋生更多跨領域行動中的好策略與好分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