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bstract
在聖與俗的基礎上,海珠嶼大伯公信仰可視為社會集體實在的集體表象,其祭祀組織則是產生於人群組織之分類基礎上,呈現出其社會秩序的意義。這種社會秩序的建立,一方面緣於移民過程的歷史,將大陸原鄉的祖籍分類或衝突延伸至海外,再加上移民到檳城後的社會、經濟與統治政策的影響,使得人群或祖籍的分類,呈現出不同於原鄉與其他馬來亞地區的社會秩序。海珠嶼大伯公廟位於檳城的東北角,這座超過百年的廟,目前是由客籍五個會館共同管理,即大埔同鄉會、嘉應會館,永定同鄉會、惠州會館與增龍會館。來自上述五個會館或同鄉會的領導人,也各自發展出了以神權為團結基礎的社會網絡,建構了以神緣和地緣結合的大伯公祭祀組織。來自五屬的客家人,並非同一時間成立各自的大伯公祭祀組織,例如大埔、嘉應與永定的客家人是在二次大戰前就已經成立祀奉大伯公的組織,惠州與增龍客家人的祭祀大伯公組織,則是在二戰之後才成立。針對海珠嶼大伯公祭祀團體,本文通過移民原鄉、在地人群組合及殖民政治脈絡,來釐清 18 世紀末到現在的「大伯公」信仰及祭祀團體的基本內涵,及其所呈現出的人群關係和社會秩序的轉變。
Original language | Chinese (Traditional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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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ges (from-to) | 111-138 |
Number of pages | 28 |
Journal | 全球客家研究 |
Volume | 3 |
State | Published - Nov 2014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