孤兒．女神．負面書寫: 文化符號的徵狀式閱讀

黃漢荻曾經說：台灣前輩畫家廖德政的畫作是以如同實驗室一般的精準，透過層層鋪疊的顏料與質感，來呈現台灣土地的溫度與溼度。我想，我這幾年來所要探究的，不是台灣作家如何呈現眼前的土地，而是台灣不同時期的作家如何以圖像修辭與非寫實書寫，來呈現台灣人民眼前所不見的心理溫度與溼度。
我開始思索這個問題，是因為我注意到，近二十年來，台灣文化界展開調整與重新建構文化認同的風潮。這股風潮自然與同時期國際以及島內政治局勢的改變息息相關。然而，若我們仔細觀察文學與藝術的再現文本，我們會發現這些文本透過改寫中國符號與台灣圖像，卻也迂迴地流露出台灣島上複雜的認同模式與不安定的焦慮。
因此，我們再一次面對什麼是「中國」的問題。當「中國」這個辭彙不再是本質性的範疇，當「中國」在文本的再現過程中被視覺化與符號化時，我們便必須面對這個符號的虛構想像性格，以及此符號所牽涉的隱藏文本與概念系統，甚至是此概念系統所呈現的文化定位以及藉以區隔「他文化」的內在動力。
對於台灣而言已然成為「他者」的中國，在台灣文人與藝術家的想像與修辭中面貌變化多端。這個「符號他者」(Semiotic Other)是台灣文化與個人歷史中的一個環節，像是母親，像是戀人，像是文化中不可復得的理想境界，或是一個熟悉卻陌生的空間，甚而是一塊沾著於身體上欲去之而後快的腫瘤。這個「文化他者」是必須被推離的自身，以一種永恆的矛盾存在。因此，透過探討「中國符號」、「非中國符號」或是「台灣圖像」，我們得以深入思考台灣文學與藝術工作者如何藉著不同的符號轉義，來處理台灣文化意識的重新建構。
換句話說，我的研究問題著重於討論台灣文化轉型之際，文化場域透過各種論述建構文化認同時，藝術家如何選取可供投注的視覺化符號，此符號形式如何一再改變，由中國符號到「非」中國符號，到中國符號的閹割與不在場，甚至如何繼而轉向到另一座神龕的塑造。我亦企圖透過這些視覺化符號的轉變，討論選取符號者的主觀位置所牽引之時代脈絡與內在矛盾動力。因此，面對被視覺化的「中國符號」、「非中國符號」與替代而生的「台灣圖像」，我們所處理的是這些符號背後被置換的文化動力與投注對象，以及此符號的替代轉換過程中被壓抑的原初對象。
更重要的問題是，我注意到「中國符號」與「台灣圖像」這對具有相對意義的符號開始轉換意義時，其過程亦鑲嵌著台灣文學史論述的發展脈絡，甚至模塑其史論的形態。因此，我開始檢視台灣文化場域中附著於「中國符號」與「台灣圖像」的文學史論述，有關「中國－本土」之辯論，以及台灣「新文學」與「現代主義文學」的論爭。同時，我也開始思索這些文化符號背後被置換的文化動力與投注對象。我所關注的問題是，台灣文學寫實主義傳統之外的負面書寫在何處？我企圖思索此負面意識的本土意義與歷史脈絡，以便理解文化符號如何在文化場域中展開其改變投注的路徑。
要討論這些被置換的文化動力與投注工程，我所採取的詮釋策略是參照台灣文化場域的時代脈絡，進行後設心理學所啟發的精神分析之徵狀式閱讀。因為，對我來說，更為重要的議題是，我們身處台灣，面對不同的族群起源，不穩定的認同疆界，不同的象徵系統召喚，我們要如何透過檢視台灣文學與藝術中視覺化的「中國符號」以及「台灣圖像」，探討這些文化符號內所流露的認同、淨化、排他、推離等動力與伴隨的焦慮，以及如何在台灣文學寫實主義之外的變態與負面書寫的符號空間中，觀看我們自身內部的異鄉人如何展演自我放逐，如何釋放施虐與受虐的雙向壓力。
台灣自八○年代以迄九○年代，自戒嚴時期進入解嚴時期，文化認同的轉變與掙扎在不同的角落發生，影響了每一位走過這段歷史的人。對於許多人而言，這個問題尚未解決。我所思考的問題是：我們要如何面對並且含納所有過去的文化經驗，例如日本經驗、中國經驗，以便繼續創造與改寫，而不會固著停留在棄絕與否認的動作。或許，如同精神分析所教導我們的，只有面對真相，才有可能避免無止境的循環或是固著；只有透徹探討我們與「文化他者」以及「我們自身的陌生性」的關係後，才能使我們不再反覆執行自我的淨化工作，放棄追擊不屬於此團體的代罪羔羊。我個人更要面對的，是如何能夠以理論化的思考整理台灣文化場域的的問題，以便開始討論台灣整體文化史中的圖像史、意識史與論述現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