佛洛伊德、巴禮巴與「文明性」的悖論: 政治拓撲學的難題

本文從巴禮巴與佛洛伊德對於「文明性」（civility）以及「文明」（civilization）的詮釋，討論巴禮巴如何透過佛洛伊德而分析具有內在悖論的「文明性」（civility）問題，以及如何透過佛洛伊德的死亡欲力概念達到他所提出的「共居－公民」（co-citizenship）與「公民化過程」（civil process）的構想。本文要處理的基本難題是，文明本身同時帶來了創造與毀滅的暴力，我們要如何思考「文明」的問題？或者，換一種問法，「文明」如何隱藏並合理化自身暴力的問題，以至於我們必須認真思考「文明性」的悖論？論證過程如下：第一，從佛洛伊德關於內在於文明的創造與毀滅之暴力的分析，說明死亡欲力的外顯模式。第二，從巴禮巴的路徑，說明他長年對於殘酷地形學以及邊界政治的論點，以便解釋文明與暴力的密切連結，並指出「文明性政治」作為「政治之政治」所發展的分歧點，正是我們必須仔細檢驗與分析的歷史發展悖論之軌跡。第三，本文討論「公民」的難題以及政治拓撲學「負面空間」的不斷演化。第四，說明為什麼佛洛伊德在《文明及其不滿》以及《超越快樂原則》等著作中，並沒有僅僅提出以藝術創作而達到昇華來解決難題，而強調了死亡欲力所透露的自我雙重性，從而根本地挑戰法律所制定的劃分機制與神聖性。這個挑戰動力的根基，在於佛洛伊德所提出的認同與去認同的曖昧並存，以及巴禮巴所提出的負向運動的「普世性」以及「公民化」概念。第五，本文在結語處，納入中文脈絡下的辯證思維以及政治拓撲學，思考巴禮巴所提出的負向運動之「公民化」過程如何可以將我們帶到「公民」概念的重新定義。